周恩来:“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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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:“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”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

1963年4月30日,一艘名为“跃进号”的货轮,满载着1.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出发,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。当时,国际形势严峻,西方国家经济上对华严密封锁,中国对外贸易和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,困难重重。“跃进号”的建成投产将缓解依靠租用外轮的状况,成为新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格外引人注目。为了宣传这可喜成就,邮电部曾特地发行特种邮票。然而,让满怀期待的国人惊愕的是,刚出发1天,即传来“跃进号”沉没的消息。这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,首航即遭沉没,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。

5月2日、3日、7日,周恩来四次约见有关人员,谈“跃进号”沉没事件,要求进行严密调查,尽快弄清事情真相。5月12日,他冒着浓雾飞往上海组织现场调查,对海军舰队负责人说:“跃进号”沉没事件,已成为国际事件了。对于这样的大事,我当总理的要抓,你们这些当司令、当政治委员的,也要亲临第一线,不能只是当甩手掌柜。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,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,一抓到底。他提出,对于重大问题,我们主要领导干部,一定要亲力亲为,这要成为一条规矩。

经过十多天的调查,最终确认货轮系触礁沉没。但事件本身,留给人们太多思索。就在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,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,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这一系列事故,暴露出了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、工作粗糙、无人负责等多个方面的严重问题。

5月24日,周恩来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的报告上批示道:“一句话,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。首长带头,大家动手,同心协力,保证安全。去掉官架子,建立新风气。”

5月29日,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专题报告时,对着在座的200多位部长们,周恩来以此为例讲道:“跃进号”货轮的沉没,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,归因在于犯了官僚主义的问题。在报告中,周恩来特别把官僚主义提出来进行了解剖。

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官僚主义这个问题?

古往今来,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。

周恩来说,一旦犯上官僚主义这个病,那是十分有害,非常危险的,因为我们的党是掌握政权的,是掌握实际工作的,人权、财权、物权都在手上。它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,脱离实际,不了解真实情况,不重视调查研究,不研究党的路线、政策,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,不钻研具体业务,高高在上,乱发命令,迷失方向,漠视群众的利益,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阻碍,不能贯彻到群众中去。

周恩来说,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,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,不论干部、不论群众,就会慢慢地蜕化下去。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。一个人,到了革命意志衰退时,他就消极怠工了,他就满足现状了。其结果,必然就会走到蜕化变质。如果不改的话,如果我们中国的党、中国的干部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群众团体,都允许这样发展下去的话,那就如同毛主席常说的,我们党就要变质,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。搞不好,我们要亡党、亡头,也就是说,党要亡了,头要掉下来,要把问题提到这么严重的程度。

所以,我们要把官僚主义这个病特别提出来,认识而不是漠视,反对而不是沾染,治疗而不是放任。

官僚主义这个病有哪些症状?

望闻问切,得了官僚主义的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呢?

周恩来说,官僚主义者有各种表现,总的特征是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,而摆出一个官老爷的架子,不以平等待人,拒绝群众的批评和监督。对上闹分散主义,不报告、不汇报,多少事情党中央或者国务院不晓得,常常是由这么来的;对下则滋生地方主义、本位主义,闹独立性。

具体说来,有这么二十种类型:

第一种,脱离党的领导、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。高高在上,孤陋寡闻,不了解下情,不调查研究,不抓具体政策,不做政治思想工作,脱离群众,脱离实际。(上脱离党的领导,下脱离群众,这是最严重的一种。)

第二种,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。狂妄自大,骄傲自满;主观片面,粗枝大叶;不听人言,蛮横专断;不顾实际,胡乱指挥。

第三种,无头脑、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。对事情没有调查,对人员没有考察;发言无准备,工作无计划;既不研究政策,又不依靠群众,盲目单干,不辨方向。

第四种,老爷式的官僚主义。官气熏天,不可向迩;唯我独尊,使人望而生畏;颐指气使,不以平等待人;作风粗暴,动辄破口骂人。

第五种,不老实的官僚主义。不学无术,耻于下问;浮夸谎报,瞒哄中央;弄虚作假,文过饰非;功则归己,过则归人。(这是很恶劣的一种。)

第六种,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。遇事推诿,怕负责任;承担任务,讨价还价;办事拖拉,长期不决;麻木不仁,失掉警惕。

第七种,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。遇事敷衍,与人无争;老于世故,巧于应付;上捧下拉,面面俱圆。

第八种,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。学政治不成,钻业务不进;语言无味,领导无方;尸位素餐,滥竽充数。

第九种,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。糊糊涂涂,混混沌沌,人云亦云,得过且过,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;一问三不知,一曝十日寒。(这和前一种差不太多,都属于不作为混日子。)

第十种,懒汉式的官僚主义。文件要人代读,边听边睡,不看就批,错了怪人;对事情心中无数,又不愿跟人商量,推来推去,不了了之;对上则支支吾吾,唯唯诺诺,对下则不懂装懂,指手画脚,对同级则貌合神离,同床异梦。

第十一种,机关式的官僚主义。机构庞杂,人浮于事,重床叠屋,团团转转,人多事乱,不务正业,浪费资财,破坏制度。

第十二种,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。指示多,不看;报告多,不批;表报多,不用;会议多,不传;来往多,不谈。

第十三种,特殊化的官僚主义。图享受,怕艰苦;好伸手,走后门;一人做“官”,全家享福,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;请客送礼,置装添私;苦乐不均,内外不一。(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,应该和群众同甘苦,共命运。如果图享受,怕艰苦,甚至走后门,特殊化,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。)

第十四种,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。“官”越做越大,脾气越来越坏,生活要求越来越高,房子越大越好,装饰越贵越好,供应越多越好;领导干部这样,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,左右的人上下其手。

第十五种,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。假公济私,移私作公;监守自盗,执法犯法;多吃多占,不退不还。(取之尽锱铢,用之如泥沙。这种必然引起贪污、腐化、浪费。)

第十六种,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。伸手向党要名誉,要地位,不给还不满意;对工作挑肥拣瘦,对待遇斤斤计较;对同事拉拉扯扯,对群众漠不关心。

第十七种,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。多头领导,互不团结;政出多门,工作散乱;互相排挤,上下隔阂;既不集中,也无民主。(当班长的有一个责任,就是要会民主集中,要领导起来,团结起来,要先责备自己。)

第十八种,宗派性的官僚主义。目无组织,任用私人,结党营私,互相包庇;封建关系,派别利益;个人超越一切,小公损害大公。(这种的严重性,就是容易生长出更大的危险来。)

第十九种,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。革命意志衰退,政治生活蜕化;靠老资格,摆官架子;大吃大喝,好逸恶劳,游山玩水,走马观花;既不用脑,也不动手;不注意国家利益,不关心群众生活。(发展到这个程度,就严重得很了。)

第二十种,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。助长歪风邪气,纵容坏人坏事;打击报复,违法乱纪,压制民主,欺凌群众;直至敌我不分,互相勾结,作奸犯科,害党害国。

以上种种,周恩来说,是自己用十多天的时间,狠狠地研究了一下,概括出来的,挂一漏万,都是严重的,危险的,有害的。

官僚主义这个病是怎样得上的?

治病救人,官僚主义这个病因是什么呢?

周恩来说,只要你高高在上,不接触群众,不接触实际,就有犯官僚主义的可能。分析来看,官僚主义有它思想上、社会上、历史上的根源。

从思想根源来看,在中国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实用主义,又有封建阶级的家长制和农奴主思想作风。比如,一部《红楼梦》就有一大堆的奴仆,被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所统治。此外,还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官老爷思想。

从社会根源来看,旧的习惯势力,还相当的大,相当的深。尤其是这个习惯势力,是根深蒂固的,不是一下子就会拆垮的。正如毛主席常比方的,我们这个屋子里头,即使换了空气,可是墙角里头的灰尘如果不扫,它还不会去掉,稍微一遇到风,就又吹起来了。中国旧社会的习惯势力,在我们不少干部的身上,还沾着,还没有去净,一遇到适宜的气候,就起来了。

从历史根源来看,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,我们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,重新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,但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,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这个对中国是有深远影响的,官僚主义是有它长期的传统势力的。

所以,在中国,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不仅是存在的,而且是相当肥沃的,正如列宁说过的,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寄生虫、老爷、骗子手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,还有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人们。

官僚主义这个病能不能治?

惩前毖后,那么这个病有没有、能不能治呢?我们的答案是:有的。

周恩来说,看起来很困难,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,而不是不闻不问,不是马马虎虎,不是掉以轻心,不是随随便便,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。

首先,还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。我们要认识到这是长期的、反复的斗争。为了提高我们的认识,就必须学习,还必须到实践中去考验,不能空谈。

第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,坚持抓。周恩来说,从上而下,从党组成员开始,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,要“洗洗澡”,从根子上挖掉官僚主义的病症,并且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底,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半途而废,或者空话连篇,只说不做,或者在检查的时候也很沉痛,甚至流下了泪,可是说了不改。

第三是要建立一套制度。周恩来说,要有一套制度,就可以治这个官僚主义,必须在党的领导下,走群众路线,这是最可靠的保证。因此,要完善机关的工作制度,使群众的监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。他特别讲到,要使干部交流成为一种经常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制度,要反对能上不能下(在哪一级工作,就不能变更了)、能里不能外(作了京官就不能外放了)的习惯,更要反对把一个部门、一个地方看成是自己的衙门、领邑的思想和做法。

总之,官僚主义在我们的执政党内,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,的确是十分有害、十分危险的;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绝不能容许的。为着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为有力,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为强大,为着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,这个病症,必须清除。(钟波)